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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偶遇“国民党特务”不敢送交公安机关

2013-09-17 16:35来源:未知浏览:次

  核心提示:“谁也不会相信,谁也不敢相信,那个人竟然拿着纸和笔写下了:我受国民党反共挺进纵队×支队派遣,目前沿着长江流域组织活动。”……而船长的决定是按航运程序把那男子送交下一个停靠站——竟然没有送交给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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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的“大串联”宣传画 资料图)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第157期,作者:赵妍,原题为:《“文革”中的日常生活》

  上海“文革”期间究竟有没有猪肉票?

  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让“文革”史研究者金大陆感到困惑。“文革”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经验,加上“文革”前后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

  为此,金大陆曾三次在不同场合对三十人次(十人一组)作了微型调查,结果二十九人次确认“文革”期间使用猪肉票,还有多人描绘出“文革”肉票的形状和图案,只有一人断定此事有误。不过,答案实际上明明白白写在《上海副食品商业志》内:“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猪肉)敞开供应共12年2个半月。”

  生于1949年的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今年已经62岁。像他这一代的研究者,会认为“文革是‘集体犯罪’还是‘人类遗产’”这样的争论充满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终极性的批判思路;那么后者便是一种颠覆性的辩护思路;都是力图在惯常的政治学框架内得出结论。”“文革”二字,对金大陆而言,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记忆。不过,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比如细小如猪肉票,正在失真。

  最近,金大陆的“文革”研究《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出了厚厚上、下两册,用丰富、扎实的第一手史料,详尽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群众报刊、深挖洞等方面的情况,描绘了一幅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

  “‘文革’研究不仅应该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应该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

  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

  红卫兵外出“串联”,在金大陆的社会生活路径“文革”研究中占了将近一半篇幅,在他的“文革”记忆里也带着少年的兴奋。

  1966年10月,金大陆还是年仅16岁的上海中学生、非红卫兵,却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去了山城重庆,名义和内容都是大串联。

  第一次出发是1966年的10月10日。上午,与同学结伴先坐长途汽车到达松江,再花八角钱买一张去嘉善的火车票。“因为只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们的身份立刻就变成了外地赴浙江串联的革命师生。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应该了解,这条线路是当时上海非红卫兵外出串联的主要通道。”

  金大陆与伙伴们坐上了火车,火车停靠嘉善的时候,这群第一次冒险的少年紧紧拽住车票不敢喘气。不过行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傍晚他们抵达杭州,在马路对面的接待站凭学生证吃饭、凭学生证上车,过上了特殊年代欢天喜地的“金卡”生活。

  原定的目的地是韶山。排队办票的时候,金大陆与来自重庆的学生攀谈,得知《红岩》中的“白公馆”、“渣滓洞”都是真的,可以参观,原定的走向立刻被心中对《红岩》的向往取代了。

  “第二次去重庆是1966年底春节前,我是业余体校乒乓球班的,几个低年级的球友吵着要我带他们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我就带上一个小同学直接买票从上海到了杭州。”金大陆说,当时正逢北京紧急通知全国,停止徒步串联,五百里以外的十天内办票回家,五百里以内的则一律走回去。杭州站围满了上海学生。

  就在慌乱之际,一个矮小、看上去显得傻乎乎的重庆学生引起了金大陆的注意,因为他一人手上竟然有七八张学生证。“我们要求用一枚井冈山纪念章换他两张去重庆的车票,他拔腿就往车站跑,当天就喜滋滋地把票办来了。就这样,我又到达了重庆。”这一次,金大陆一心想的是过三峡。

  等到1967年5月,全国已经燃起了武斗的战火,重庆是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而上海的两派则凭内功对峙。学生停课在家,开始无目的地寻找欢乐和刺激。“这一次我并不想去重庆。但球友班级的同学中,有一位年龄稍大的不顾我们的讪笑,直言不讳要去重庆找在北京串联时相好的女朋友,我很容易被人说动。”

  这一类外出“串联”经历并非个案。“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有许多和我们一样回家的串联师生,他们有的从峨嵋山来,有的从西双版纳来,有的甚至从敦煌来,他们背着从各地采购的土特产,还背着照相机—他们比我们更精明,更潇洒。船过三峡的时候,上海虹口区的一位教授看我们心馋,为我们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当然,也有例外。后来写出《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曹锦清教授,就是上海外出串联学生中老老实实真正响应徒步串联号召、沿着铁路步行的“少数派”,这在金大陆后来通过搜索档案、报刊、回忆录等大量资料,以及口述访谈中,都属于鲜有的案例。而回忆起这些,曹锦清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笨蛋”。

  “文革”运动初期,因上海没有发生类似西安、兰州、长沙、天津等地学生与当地部门的直接冲突(上海9.4冲击市委事件,是由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发动的),也就没有一批批学生为上访取经而外出串联。所以,尽管也有零星的上海学生趁势流散在外,但作为集体行动,上海的大串联是发生在“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

  “这即是说,上海的红卫兵大串联在原初形态上,缺乏内在的‘造反性质’的动因,它是被触动和被召唤的,它更典型地具有‘观摩’和‘周游’的特征。”

  金大陆说,“大串联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属于社会非常行动,而非常行动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因此,周游大地、探亲访友也就不足为怪。反之,这才是属于正常的归趋,因为人们心里萌动着对生活的渴望。”

  “为何不转交派出所”

  外出串联,见闻不断。在学者金大陆的个人记忆里,有一件事不得不说,这件事蹊跷地与国民党特务有关。

  1966年年底,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走的是水路。当时船上规定,每个航程,都要组织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晚会。晚会是在底舱举行,串联的师生中有许多文艺高手,独唱、吹奏乐器、跳舞,热闹的气氛让大家都十分高兴。

  晚会结束后,金大陆回到自己的舱房,却发现他的铺上躺着一个陌生男子。“我起先以为他睡错了,使劲叫唤,以致同舱的人都来推搡他,他就是不搭理。”金大陆说,这个男子身上黏着些泥,像是刚从田间来,长得相当壮实,有一个抵俩的感觉。他一言不发,后来实在没法,终于叫来了背枪的乘警。

  “谁也不会相信,谁也不敢相信,那个人竟然拿着纸和笔写下了:我受国民党反共挺进纵队×支队派遣,目前沿着长江流域组织活动。”房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连乘警也脸色发白,有人怀疑这是个疯子,立刻叫来船医。舱房里挤满了串联的师生,胆子小的抱作一团,胆子大的,开始愤愤骂人。后来,复旦的一位大学生挺身而出去与船长交涉。

  但出乎意料的是,船长与乘警来了,与男子交谈了几句后,男子麻利地翻身下船,嘴角还挂着一丝轻蔑的笑。而船长的决定是按航运程序把那男子送交下一个停靠站——竟然没有送交给公安机关。”

  这段蹊跷的遭遇,让金大陆至今想来毛骨悚然。但他并不确定当时遭遇的是否真是国民党特务,或许仅是个疯子。但在整个“文革”研究过程中,的确有官方资料证实了当时特务活动的存在:从1966年到1975年,整个“文革”期间上海公安部门都曾破获国民党派遣特务案和外籍特务案。如1966年8月,国民党特务邓某进入上海,与潜伏特务接头被抓获;1968年,国民党特务李某进入上海,发展人员,搜集情报被抓获等。

  当然也有模棱两可之处。在金大陆提供给时代周报的补充材料中,他这样提到:

  据我们采访上海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所知,这属于上级培植的红卫兵组织,因当时上海有不明来路的地下电台,所以“大抄家”时,就有化装成红卫兵的公安人员与红卫兵一起进入居民区中的嫌疑人家。那位当年的负责人说,他与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坐在一吉普车里,用步话机呼号指挥。还有江青为清扫上世纪30年代留在上海演艺界的劣迹,通过叶群指派驻沪空军的战士冒充红卫兵,与上海复兴中学的红卫兵一起,抄了赵丹、郑君里等人的家,片纸不留,打包封存,最后空运北京当着江青的面焚毁。当时,上海曾办过红卫兵“大抄家”展览会,包括旗帜、文件等许多有国民党标志的东西,也有枪支和电台。

  不过,这段个人经历的意义不在于“国民党特务的真假”,而在于船长和乘警对该“国民党特务”的处理方式。

  事实上,那位复旦学生的确发出了“为何不转交派出所”的质疑,并因按捺不住自己的气愤,在船靠岸下一站前往公安机关报案。但这样做的人只有他一个。

  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当时船上服务员的话:“你们只跑一趟,他们天天要在这条线上跑……”

  这种处理手段和考量,与未曾经历过“红色年代”的人的想象,不是没有出入。

  革命不能解决冒犯

  “文革”时期,特别是狂飙席卷的初期,“革命”压倒一切,这不仅是现代人脑中牢不可破的印象,也确是实情的写照。但金大陆通过考察当时“内部文件”发现,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斥责的时期,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供应与服务背后,“通风报信”、“代购紧缺物品”等“开后门”现象和“伪造单据”、“少付多找”、“串通出货”的行为比比皆是。

  收藏、交换毛泽东像章是“文革”时期的“时尚”。“应该承认,大多数人参与毛泽东像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收藏,这是因为毛泽东像章确实具有收藏的价值。材质的不同、类别的差异,以及后来形状、标语的多样化,都吸引人们去追逐。”金大陆说。

  但1967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加短评“这里又是一场阶级斗争”发表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造反队的来信,指出了“像章交换场所已经由自由交换发展为买卖或变相买卖”,事实层面揭示了毛泽东像章交换中的牟利倾向。

  在当时查获的案子中,交换环节的“投机倒把”例如闸北区有一人用钱或纪念章购买、换取空白介绍信,套购了大量纪念章在交换场所倒卖;有人用请客吃饭、给零钱的办法,唆使青少年三天内在交换场所卖出两千多枚毛泽东像章;还有七个青少年身带凶器,翻越工厂偷窃,被捉拿时当场追回一千四百多枚。

  而生产线上的腐败则更为严重。根据金大陆披露的一些“审查拘留者”材料:

  上海安装公司施工科安全员周某(称其“1957年、1961年两次贪污受处分”)骗得三张介绍信,以东海舰队某部的名义加工像章137650只,卖出49504只,得利3473.64元。周的手法是“虚报成本,克扣原料,抬高价格”,有五个红卫兵参与周的活动;

  上钢五厂供应科陆某通过中间关系以一台60吨冲床,与浙江平湖城关白铁社调换9万只像章,以支付运输费为由,每只加价一分,获利900元。机动车间工会原负责人陈某与卢湾区税务局张某、王某等,动用生产铝片在车间冲制各种像章8万多只,除部分分发给工人外,大部分私分。

  另据市革委会政宣组1967年12月引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的报告,11月,某空军部队自行加工镀金毛泽东像章276只,用去黄金14克。

  因制作效果不理想,就向上海分行提出申请:因航空零件镀金,需要黄金4克。上海分行拨出黄金并交上海金属工艺一厂,后发现目的用于镀金加工毛泽东像章,便及时停止。而部队之前用去的黄金,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

  “这证实,非常态的革命,也不能阻止一部分人为追逐利益而冒犯革命—革命,不能解除这种冒犯,更不能解决这种冒犯,因为这种冒犯是‘非常’之人性的必然表达。”金大陆说。

  时代周报:书名是“非常与正常”,整个研究也是以“非常与正常”作为理论范式。怎么来理解这个上海“文革”中的“非常与正常”?

  金大陆:“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总的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比如大抄家、大串联、大武斗、大批判等,以至于正常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失措了。但事实和问题往往是复杂的,“文革”研究现在呈现出简单化的取向,这是今天令人担忧的事实和问题。即便身处在运动高潮的激荡和颠簸中,人们的生活还得进行,甚至还得筹谋着、掂量着进行,所以在总的“非常”态中,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正常”态:第一,我把它称为“顺应之中的正常”,也就是顺应着“非常”而产生的“正常”;第二,我把它称为应对之中的正常,也就是应对这“非常”而产生的正常。这两个方面交汇起来,构筑了“文革”社会史的复杂面,也在本质上证明了生活的逻辑是不容篡改的,我不是说我这个框架能解释一切,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时代周报:研究“文革”,在资料搜集上是否会遇到困难?

  金大陆:会,当然会。困难主要在三个层面上:第一是政治上,人家看你去的次数多了,就怀疑你是有企图的,有政治目的。有人曾经大声地呵斥我,你干吗要这样做?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是当时我在档案馆的时候,有一个女的管理员,那一天忽然大声吼起来。当然同样一个档案馆里面也有不同意见的,结果另外一个男管理员帮着我说话,“怎么就不能让人家看,现在这种资料还有谁来看?人家做这样的事,多么宝贵……”第二种,是学术上的。我们一开始在上海图书馆,我们托了人进去,做它的报刊资料。复印非常贵,复印要加资料使用费,但我们当时也咬着牙要做下来。现在我们有大批的资料,但在当时能找到一本、一张是很不容易的。结果一拿到复印师傅那里,马上他进去汇报,因为从来没碰到有人要这么个资料。结果领导出来了,他不是从政治角度,他从学术角度,不让我们复印。“这种资料我们自己都还没做,怎么能让你来做?”还有一种就是经济上,他有资料,很欢迎你来看,但每一趟来阅读费要多少钱,复印费要多少钱。

  时代周报:你为何选取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研究“文革”?

  金大陆:比照“文革”运动史、政治史或者事件史的研究,“文革”社会史关涉人口、环境、习俗、集体心态,以及衣食住行等内容,在视域方面因落实底层而更宽泛,也因为观察直接而显得更真实。文革运动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特征,甚至就是意识形态性质的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搅在意识形态中。我认为,“文革”研究的未来,应是以严肃的姿态进入史学学术之中,所以自觉地剥离意识形态,坚持以“史料为本”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做法。当然,我这里强调的是历史学研究,不是政治学研究。

  时代周报:但这样的视角来研究“文革”,会有人说:不过瘾。

  金大陆:我出去开会有人说,真不知道你这本书怎么让你出来的?因为“文革”研究在国内还是有禁忌的。前段时间在上海作协做茶座,也有老先生觉得我怎么好像在说“文革”的好话,“文革”有许多地方蛮“正常”嘛!我只能说,我以“材料为本”,坚持“学术至上”的立场,这种说法实在是误读。其实文革作为人类史这么重大的事件,盖着捂着不研究,是不明智的。将来总是要研究的。而且实际上西方的研究一直在进行,现在国内的民间研究也呈现“涌动”之势。你看,大量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更重要的是复旦、华师大校门口到处都是此类盗版书的三轮车,流传的情况比国内出版还要广泛。

  那么,你说我做社会史,是不是一种技巧,是不是当下的一种智慧?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但是即便是技巧、是智慧,也不是没有勇气在里面的。何况做社会史,不像做运动史那样,事件、人物等时空情况都很确切。社会史涉及面广,难度很大,资料在那里,很分散,要花很多工夫去寻找和梳理。再说,难道我们真的“避重就轻”,就不做运动史了吗?我们仍然在做,只不过现在都在抽屉里。我在本书后记《心心念念》中都交代了。

来源:未知作者:wwh责任编辑:w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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