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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打虎”:蒋经国对百姓的一场祸害

2013-09-28 13:54来源:未知浏览:

  蒋经国1948年去上海的目的,是为了推行金圆券改革

  金圆券改革的本意,是为抑制通胀,但设计上却有抢夺民间财富的嫌疑

  鉴于国统区经济衰退越来越严重,为抑制通胀、控制物价,1948年8月,国民政府决定进行货币改革,以金圆券代替已失去信用的“法币”。但金圆券改革的设计方案,从一开始即透露者搜刮民间财富的嫌疑。据该方案:第一步,要让老百姓交出真金白银。规定仅金圆券可作为货币流通,金、银、外币等硬通货都要“收归国有,由政府规定价格,以金圆券限期收购,逾期发现,一律没收”。第二步,冻结职工薪水。如“私人企业职工薪水……非经政府核准不得加薪”;“公私员工不得再按生活指数调整薪水”。第三步,严格限制物价,使物价短期内不再增长,“都市日用品价格未经许可,不得超过金圆券发行前一日(即8月19日)之价格”,以赢得民众对新货币的信任。第四步,为保证对物价的限制,须查验、控制货物,防止商人囤积居奇。“金圆券发行前若干日,同时将沪津穗汉四市之公私仓栈封锁检查,登记存货,禁止货单买卖,并限制提货数量。”这四步改革方案,步步为营,不能说当政者没有用心;但逼交白银、冻结薪水、登记存货等措施,无不存在着搜刮百姓财富的操作空间。

  该改革方案出台过程中的一个细节,颇能证实其“搜刮百姓财富的操作空间”有多大。为使大户豪门无法隐匿黄金、外币,方案设计者王云五本来决定“金圆券发行前若干日,将沪津穗汉四市之商业银行行库及各银行出租保管箱一律暂行封锁”,如此,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豪门大户,只要是存入银行的金银外币,都将被“收归国有”。但在政府讨论的过程中,最终却删去了这一条。这条被废止,致使金圆券改革实施后怨言四起,诚如王云五所言:“(民间)说此次售给政府的黄金外币,大多出自老百姓和小商人,而真正的大户豪门仍然漏网,甚至后来竟利用为扰乱市场之工具者。”其实不光这一条,原设计草案中,可能影响豪门大户利益之处,大都被软化或删除。…[详细]

  如此,国民政府最终公布的金圆券改革方案规定:(1)、自8月19日起发行新币金圆券,以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限期在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2)、公布金银及外国币券国有政策,人民持有之金银外币必须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向当地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黄金1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白银1两兑金圆券3元,银币1元兑金圆券2元,美金1元换金圆券4元。以后禁止任何人持有。凡持有金、银、美钞而不拿去银行兑换‘金圆券’者,枪毙。(3)、限令人民在国外存放款项必需向政府登记,违者予以严惩。(4)、限定全国物品及劳务价格不得超过1948年8月19日标准,废除公教人员与职工按生活指数调查薪资的办法,禁止罢工、怠工和企业关闭。店铺、厂家存货超过两个月者,轻者严惩,重者枪毙。…[详细]

  为了树立民众对金圆券的信任,政府派蒋经国前往上海“管制经济”

  为获取民众信任,使其愿意将手中的真金白银等硬通货自愿地兑换成金圆券,政府需要保证金圆券的购买力。故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当时曾分别派出各路大员,分赴重要城市管制经济。天津是张厉生,王抚洲协同;广州是宋子文,霍宝树协同;最重要的经济重镇上海,则由“太子”蒋经国坐镇。

  蒋经国初到上海,即以抑制物价为首要任务,且一开始即认准“资本家和大商人”是罪魁祸首。据其日记8月22日记载:“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所谓上海“打虎”,就此拉开帷幕。

  铁腕之下,上海金圆券改革成效最好,祸民也最甚

  推行金圆券,蒋经国非常上心,其铁腕手段也使得其在短时间内成效显著;但不应忽略的是:这种所谓成效,是以祸害百姓为代价的。

  一方面,上海收兑成效全国最好,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

  蒋经国初到上海,便开始采以铁腕手段大力推行币制改革,特别是从上到下,动员上海各阶层积极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若真有人敢敷衍或者藏匿,即严惩不贷。迫于威严,市民大多“主动”排队将手中的黄金、美钞换成金圆券,据《大公报》1948年8月25日报道:“今日外滩中央银行目前,清晨六时即有人守候排队,兑换黄金银币和美钞港币的,分别排列,内以黄金和银元兑换的人最多。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问他们兑换的原因,说是:‘要出钱呀,放在那里犯法,又不会涨,就早些卖掉吧!’”但民间的黄金和外汇毕竟有限,大多数掌握在大企业家和商业银行手中,欲从这些人手中拿走真金白银,就没那么容易了。譬如,蒋经国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日夜轮番接见企业家,一一奉劝他们把硬通货拿出来;苦口婆心之下也稍有成效,如宁波帮大佬刘鸿生就曾被“劝”出800根金条和250万美元。

  但豪门大户真能如上交金银外汇者终究是少数,故而蒋经国最终拿到手的金银,基本上来自上海普通民众。诚如当日中经新闻社的新闻所说:“工商界某权威者对收兑黄金美钞事,向记者发表观感称:自‘八一九’新经济玫策实行迄今,每日均有大量黄金美钞,由市民手中流入国行,该项兑换成绩极佳,足证国民对政府发行新市制金圆券之信任拥护。但未闻豪门与官僚大资本家出兑其所藏之黄金美钞,显系该项人等有特殊地位,不必出兑,否则即系此种人物不信任金圆券之流通,故意欺骗老百姓。对于此点务盼主管当局以大刀阔斧,严令孔宋辈倾兑其所有之金条与美钞,以为民众之楷模。倘仍不问不闻,恐将引起国民大众怀疑,对新经济政策之推行有重大影响云云。”可见,无论口号喊的多响,要动“真老虎”总是不那么容易的。

  蒋经国在上海一共收兑了多少黄金白银?据蒋经国自己讲:到1948年10月6日,上海市民向国家兑换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子96万两,合计价值2亿美元,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在整个币制改革过程中,上海是收兑成效最好的地区,这样的“政绩”,其实都是搜括自升斗小民。…[详细]

  另一方面,当局只管收兑、限价,不管后续物资供应,造成上海日常消费品紧缺

  如前述改革方案所设计的那般,金圆券改革的收兑,只对政府有益;要保障民众的利益,收兑之外,还需限制物价;而限制物价的根本,则在于保障物资的充分供给。上海收兑成绩全国第一;对于限价,蒋经国执行得不折不扣,直到9月底,上海物价基本没有超过政府规定的8月19日的底线。但这种限价成绩,却给上海民众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究其原因,具体有三。一者,小商贩都在赔本做买卖。据当时《大公报》记者暗访察知:活鸡卖八角钱一斤,摊贩说这两天全凭良心卖。卖鸡蛋的说,按限价卖是没有赚头的,他们一早卖的是新鲜鸡蛋,照市场价卖。到九点钟检查的人来了,就把新鲜蛋收起来,拿些陈鸡蛋按限价卖,摆摆样子。记者看到一位老婆婆循规蹈知地按限价卖菜,问她这样要不要赔本。老婆婆说:我已经折了三天本了,可是我六十岁了,在这里摆了几十年摊,再让警察捉去太难为情。(《大公报》1948年8月28日)

  二者,蒋经国限价执行虽力,但却没有能够解决物资紧缺问题。《观察》杂志曾刊文说:“上海是工业中心,但是许多原料来自物价管制无法实施的乡村。产地价格高涨,则势将影响制造品的原料问题。月余来,因原料价格上涨,致原料缺乏,而使若干产业有被迫停顿之虞4月4日上海全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代表在社会局谈话,对蒋经国提出原料来源的困难者,计有钢铁业、毛纺织业、纺线业、印刷业等。”具体到一家公司,据时任上海新新百货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的李承基回忆:“新新公司的生意,表面上似乎很稳定,货物出售了,收到的是金圆券,但有个苦恼的隐忧,货物出售后,补不进来,因为许多厂商由于没有原料,无法继续生产,以致停工待料。根据经济原则,货物总是流向价高的地方,如果无利可图,又何必辛辛苦苦地运来上海,而费时费事?……当局只知管制物价,完全忽略对游资的疏导,对物资的调节和鼓励生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全盘计划。”…[详细]

  三者,很多企业为避开限价区域,想方设法将货物拉到不限价地区高价卖出,进一步加深了上海的物资短缺。据《观察》杂志的一篇文章介绍:“货物的逃避或隐匿。……上海的小菜荒,成都的粮荒肉荒,以及各地的香烟荒,这些都是例子。上海在仓库封存以后,每晚卡车来往、顿告热闹。均系运往郊区、恍如战时逃警报。这是物资逃避的一幅写照。”据当时在上海开五金杂货店的曹仲植说:“我们仓库内,都不敢存货,连夜将所有货物都卖往天津,因为那里不打老虎。但也因为这样,上海老百姓反而买不到货。”上述三点原因,乃市场因应之必然,均不是仅凭当局之高压政策所能解决的。此中不难看出,所谓金圆券改革,从设计上即存在重大缺陷,其不可能成功是必然的。…[详细]

  蒋经国用特别刑事法庭“打老虎”,但所打者并非都是“奸商”,存在乱捕乱判乱杀

  当局一方面不能保障充足的物资供给,一方面又必须严厉执行收兑、限价政策;如此,其最后手段,无疑只能诉诸暴力高压。蒋经国为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刑事法庭,专门惩处触犯其收兑、限价政策的“大老虎”。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理事胡国良、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人,都曾因违反币制改革的规定被捕入狱,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物资被判八个月徒刑。但被蒋经国的特别刑事法庭所惩办的“大老虎”们,真的都是所谓的“奸商”么?真的都违法了么?

  实则并不尽然。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谈到:“当改革走向崩溃时,蒋经国试图以最严厉的措施力挽狂澜,到处抓人送到特刑庭,按照它的判决有6个人被处决。最大的纺织公司老板荣鸿元,他被捕不是因为隐瞒外汇,而是因他用外汇从埃及购买棉花。在这件事上,我不是向蒋经国,而是向蒋介石大胆直言了,我说他由于无法继续从中国内地弄到棉花,所以不得不用外汇从国外购买原材料,因此这不是犯罪而是一种必要。尽管如此,荣却被判了7年监禁,他一直到政府最后承认金圆券改革失败,并取消以前的规定,才被释放。”还有当时的银行家李铭,他也差点被冤枉和逮捕,据吴国桢说:“我突然听说要逮捕李铭,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改府,据说他隐藏了约3千万美元的外汇。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问他要逮捕李铭的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真的,因为经国杳出具体证据,他拒交3千万美元。我告诉蒋,他最好亲自过问此事,李的银行资本只有约500万美元,即使李将他每一分钱,加上存款都变成美元,总数也绝达不到3千万,蒋感到吃惊。于是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到了警告。”还有些“涉嫌违反金圆券改革规章的人,由于局势越来越表明改革将会失败,措施也越来越具有镇压性,有几个违犯者被枪决了,尽管证据不足。”

  特别刑事法庭乱捕乱判乱杀人之外,蒋经国所任用的执行铁腕政策的公务人员,也趁机谋私。据吴国桢讲:“三青团和特务,至少其中某些人从这次改革中发了财,这是人所共知的。例如一个表店陈列着许多表,由于价格冻结,做特务的人会走进去说要买全部存货,当可怜的主人拒绝时,特务就会出示身价证,并威胁要立即逮捕他,因为他拒绝按限定价格售货。于是店主只得全部出卖存货,得到的都是金圆券,而店主与特务都知道,它们很快就会一文不值。”

  铁腕之下,上海金圆券改革成效最好,祸民也最甚

  推行金圆券,蒋经国非常上心,其铁腕手段也使得其在短时间内成效显著;但不应忽略的是:这种所谓成效,是以祸害百姓为代价的。

  一方面,上海收兑成效全国最好,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

  蒋经国初到上海,便开始采以铁腕手段大力推行币制改革,特别是从上到下,动员上海各阶层积极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若真有人敢敷衍或者藏匿,即严惩不贷。迫于威严,市民大多“主动”排队将手中的黄金、美钞换成金圆券,据《大公报》1948年8月25日报道:“今日外滩中央银行目前,清晨六时即有人守候排队,兑换黄金银币和美钞港币的,分别排列,内以黄金和银元兑换的人最多。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问他们兑换的原因,说是:‘要出钱呀,放在那里犯法,又不会涨,就早些卖掉吧!’”但民间的黄金和外汇毕竟有限,大多数掌握在大企业家和商业银行手中,欲从这些人手中拿走真金白银,就没那么容易了。譬如,蒋经国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日夜轮番接见企业家,一一奉劝他们把硬通货拿出来;苦口婆心之下也稍有成效,如宁波帮大佬刘鸿生就曾被“劝”出800根金条和250万美元。

  但豪门大户真能如上交金银外汇者终究是少数,故而蒋经国最终拿到手的金银,基本上来自上海普通民众。诚如当日中经新闻社的新闻所说:“工商界某权威者对收兑黄金美钞事,向记者发表观感称:自‘八一九’新经济玫策实行迄今,每日均有大量黄金美钞,由市民手中流入国行,该项兑换成绩极佳,足证国民对政府发行新市制金圆券之信任拥护。但未闻豪门与官僚大资本家出兑其所藏之黄金美钞,显系该项人等有特殊地位,不必出兑,否则即系此种人物不信任金圆券之流通,故意欺骗老百姓。对于此点务盼主管当局以大刀阔斧,严令孔宋辈倾兑其所有之金条与美钞,以为民众之楷模。倘仍不问不闻,恐将引起国民大众怀疑,对新经济政策之推行有重大影响云云。”可见,无论口号喊的多响,要动“真老虎”总是不那么容易的。

  蒋经国在上海一共收兑了多少黄金白银?据蒋经国自己讲:到1948年10月6日,上海市民向国家兑换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子96万两,合计价值2亿美元,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在整个币制改革过程中,上海是收兑成效最好的地区,这样的“政绩”,其实都是搜括自升斗小民。…[详细]

  另一方面,当局只管收兑、限价,不管后续物资供应,造成上海日常消费品紧缺

  如前述改革方案所设计的那般,金圆券改革的收兑,只对政府有益;要保障民众的利益,收兑之外,还需限制物价;而限制物价的根本,则在于保障物资的充分供给。上海收兑成绩全国第一;对于限价,蒋经国执行得不折不扣,直到9月底,上海物价基本没有超过政府规定的8月19日的底线。但这种限价成绩,却给上海民众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究其原因,具体有三。一者,小商贩都在赔本做买卖。据当时《大公报》记者暗访察知:活鸡卖八角钱一斤,摊贩说这两天全凭良心卖。卖鸡蛋的说,按限价卖是没有赚头的,他们一早卖的是新鲜鸡蛋,照市场价卖。到九点钟检查的人来了,就把新鲜蛋收起来,拿些陈鸡蛋按限价卖,摆摆样子。记者看到一位老婆婆循规蹈知地按限价卖菜,问她这样要不要赔本。老婆婆说:我已经折了三天本了,可是我六十岁了,在这里摆了几十年摊,再让警察捉去太难为情。(《大公报》1948年8月28日)

  二者,蒋经国限价执行虽力,但却没有能够解决物资紧缺问题。《观察》杂志曾刊文说:“上海是工业中心,但是许多原料来自物价管制无法实施的乡村。产地价格高涨,则势将影响制造品的原料问题。月余来,因原料价格上涨,致原料缺乏,而使若干产业有被迫停顿之虞4月4日上海全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代表在社会局谈话,对蒋经国提出原料来源的困难者,计有钢铁业、毛纺织业、纺线业、印刷业等。”具体到一家公司,据时任上海新新百货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的李承基回忆:“新新公司的生意,表面上似乎很稳定,货物出售了,收到的是金圆券,但有个苦恼的隐忧,货物出售后,补不进来,因为许多厂商由于没有原料,无法继续生产,以致停工待料。根据经济原则,货物总是流向价高的地方,如果无利可图,又何必辛辛苦苦地运来上海,而费时费事?……当局只知管制物价,完全忽略对游资的疏导,对物资的调节和鼓励生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全盘计划。”…[详细]

  三者,很多企业为避开限价区域,想方设法将货物拉到不限价地区高价卖出,进一步加深了上海的物资短缺。据《观察》杂志的一篇文章介绍:“货物的逃避或隐匿。……上海的小菜荒,成都的粮荒肉荒,以及各地的香烟荒,这些都是例子。上海在仓库封存以后,每晚卡车来往、顿告热闹。均系运往郊区、恍如战时逃警报。这是物资逃避的一幅写照。”据当时在上海开五金杂货店的曹仲植说:“我们仓库内,都不敢存货,连夜将所有货物都卖往天津,因为那里不打老虎。但也因为这样,上海老百姓反而买不到货。”上述三点原因,乃市场因应之必然,均不是仅凭当局之高压政策所能解决的。此中不难看出,所谓金圆券改革,从设计上即存在重大缺陷,其不可能成功是必然的。…[详细]

  蒋经国用特别刑事法庭“打老虎”,但所打者并非都是“奸商”,存在乱捕乱判乱杀

  当局一方面不能保障充足的物资供给,一方面又必须严厉执行收兑、限价政策;如此,其最后手段,无疑只能诉诸暴力高压。蒋经国为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刑事法庭,专门惩处触犯其收兑、限价政策的“大老虎”。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理事胡国良、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人,都曾因违反币制改革的规定被捕入狱,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物资被判八个月徒刑。但被蒋经国的特别刑事法庭所惩办的“大老虎”们,真的都是所谓的“奸商”么?真的都违法了么?

  实则并不尽然。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谈到:“当改革走向崩溃时,蒋经国试图以最严厉的措施力挽狂澜,到处抓人送到特刑庭,按照它的判决有6个人被处决。最大的纺织公司老板荣鸿元,他被捕不是因为隐瞒外汇,而是因他用外汇从埃及购买棉花。在这件事上,我不是向蒋经国,而是向蒋介石大胆直言了,我说他由于无法继续从中国内地弄到棉花,所以不得不用外汇从国外购买原材料,因此这不是犯罪而是一种必要。尽管如此,荣却被判了7年监禁,他一直到政府最后承认金圆券改革失败,并取消以前的规定,才被释放。”还有当时的银行家李铭,他也差点被冤枉和逮捕,据吴国桢说:“我突然听说要逮捕李铭,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改府,据说他隐藏了约3千万美元的外汇。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问他要逮捕李铭的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真的,因为经国杳出具体证据,他拒交3千万美元。我告诉蒋,他最好亲自过问此事,李的银行资本只有约500万美元,即使李将他每一分钱,加上存款都变成美元,总数也绝达不到3千万,蒋感到吃惊。于是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到了警告。”还有些“涉嫌违反金圆券改革规章的人,由于局势越来越表明改革将会失败,措施也越来越具有镇压性,有几个违犯者被枪决了,尽管证据不足。”

  特别刑事法庭乱捕乱判乱杀人之外,蒋经国所任用的执行铁腕政策的公务人员,也趁机谋私。据吴国桢讲:“三青团和特务,至少其中某些人从这次改革中发了财,这是人所共知的。例如一个表店陈列着许多表,由于价格冻结,做特务的人会走进去说要买全部存货,当可怜的主人拒绝时,特务就会出示身价证,并威胁要立即逮捕他,因为他拒绝按限定价格售货。于是店主只得全部出卖存货,得到的都是金圆券,而店主与特务都知道,它们很快就会一文不值。”

  民心既已丧尽,蒋经国的补救措施,也就丝毫不起作用了

  民众对金圆券改革本就缺乏信任,由于担心货币贬值,上海市民总觉得“存钱不如买物”,物资短缺因此加剧。据时任上海区经济检查委员会秘书的汪世溁回忆:“限价以后,市场供应益趋紧张,争相抢购日用货品,到了九月间不少商品,顿呈有价无市的局面。”

  政府自食其言,宣布7种产品涨价之后,抢购风达到了高潮。为挽救局势,蒋经国一度向市场投放过不少物资,但民心既已丧尽,其补救为时已晚。汪世溁说:“蒋(经国)为了稳定人心,决定抛告生活必需的商品,首先把查封的当令热销商品——毛线,集中在金陵东磅兴盛街各毛线店’内按限价定量供应。挤购的人流,从早到晚,途为之塞”;《申报》10月2日也报道说,“政府每天向市场投放的20万磅绒线,开门不到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时装店里也是熙熙攘攘,小姐们在抢购时装和衣料。价格昂贵的裘皮大衣,也销售一空。最后连橱窗里的模特都被‘剥光了身子’。一些平时消费不多的药品如鱼肝油、盘尼西林、维生素都成了抢购对象。”10月4日又报道:“自当局实行限价政策后,正式市场交易已趋冷落;而各零售商店,莫不顾客盈门。究其原因,不外银根泛滥,由于数年来重物轻币之观念牢不可破,乃群以八一九限价为空前未有之贱价,争相购存。其中若干物品如药品、绒线、肉类、布匹,或以存货短缺,或以时令之需要,乃更成为黄牛党及单帮集团争购之目标。昨为星期,街头益见热闹。熙攘往来之人,手里莫不大包小包,满载而归。一般绸缎棉布庄,全部紧拉铁门,贴出‘今日售完’之字。烟店则因加税关系。停业已有两日。生意最盛者则推百货及鞋帽两业,店员大汗淋漓,均有应接不暇之势。最可笑者莫如专售一般点心之馆子,一过上午九时,竟连面点亦无法供应。”除抢购之外,因急于把手里的金圆券花出去,上海还掀起了“享乐风”。据《申报》10月8日报道:“上海近期出现了一窝蜂的‘享乐狂’。有钱人家纷纷出游,上海附近各风景区人满为患。饭馆里如果一天不客满,反而成了怪事。舞厅里人头涌动,舞女应接不暇,就是姿色一般,平日没什么生意的,这几天收入也成倍增加,而且都是现钞交易。”…[详细]

  所谓宋美龄袒护“大老虎”孔令侃,实则令蒋经国从一场注定失败的改革中安全着陆

  今人提及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往往会浓墨重彩地提及宋美龄袒护孔令侃。譬如,有文章即如此写道:“扬子公司的董事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没有生育,对这个大外甥视如己出,最是宠爱。在过去的几年里,扬子公司一直是倒卖外汇、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业,自金圆券改革以来,它又是上海最嚣张的囤积大户。10月7日,蒋经国终于对扬子公司动手了,他下令搜查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查封该公司的所有仓库。第二天,国内各大报争相报道‘扬子公司囤积案’,‘清算豪门’之声陡起。公司被查,孔令侃向宋美龄哭诉。宋美龄专程到沪,把两人约到永嘉路孔宅面谈和解,蒋经国不从,姨表兄弟大吵一场,不欢而散。宋美龄只好去搬最后一张王牌。蒋介石当时正在北平前线主持军事会议,被夫人紧急电召,连夜乘飞机赶回处理家事。他将蒋经国痛骂一通,父子交谈不到半个小时,小蒋就垂头丧气地走出办公室。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就这样,轰动天下的“扬子案”以如此荒唐的方式落幕,这也意味着蒋经国上海“打虎”行动的戛然终结。”

  历史的真实发生逻辑当然不可能如此“小清新”。事实上,金圆券改革之不可能成功,已注定蒋经国的上海“打虎”最终只能失败——无论他打了多少只“大老虎”,只要控制不住物价,民众对金圆券无法树立信心,其“打虎”之路即永无尽头。换言之,不是宋美龄袒护孔令侃,导致蒋经国“打虎”失败;而是因为蒋经国之“打虎”必然失败,故而必然会衍生出宋美龄袒护孔令侃一类的事故,因为媒体、大众需要一个类似的解释。其实,蒋经国本人,并不认为孔令侃的杨子公司违了法,是“大老虎”。蒋经国在其日记中如此写道:“前天发现的杨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也支持蒋经国的说法:“事实上在实施金圆券以后,孔的公司未进口任何东西,一切都是在这以前干的,有些货在金圆券时期才到达,但该公司有来头,别人得不到外汇,他们能得到。……在我看来这很糟糕,但你无法就此将一个人送上法庭。”可见,对于杨子公司一案,虽然媒体沸沸扬扬,但熟悉内情的蒋经国和吴国桢,与舆论的看法并不一致。至于说宋美龄以及蒋介石干预此案,特别是很多文章引用的对话,多属于夫妻、父子亲密交谈,何以旁人能了解如此详细,想来臆想杜撰的成分必然不少。

  尽管宋美龄袒护孔令侃一事有诸多可商榷之处,但其对蒋经国“打虎”所造成的阻力确乎不小。据蒋自己在日记中说:“××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但若将“打虎”失败完全归咎于此,显然就本末倒置了。诚如吴国祯所言:“即使把孔令侃杀了,上海的经济管制也成功不了。”蒋经国自己曾总结“打虎”失败,乃是因为:“烟税的增加,金圆券发行数目之大,造成了十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的坏下去了,自己感觉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经济方面讲,是因为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此乃诚恳之论。

  但另一方面,蒋经国或许并未意识到:宋美龄袒护孔令侃一事闹到沸沸扬扬举国皆知的程度,实则有意无意地将他从一场注定失败的改革灾难中解脱出来,并使得他得以以一种“悲情英雄”的形象,体面、安全地着陆——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此举实为国家存亡成败所关,明知此于其个人(蒋经国)将为怨府与牺牲之事,但除经儿外,无人能任其事,故不能不令其负责耳。”蒋经国最终没有成为“怨府”之所集,而以“悲情英雄”全身而退,无疑已超出了蒋介石最初的期望。

来源:未知作者:syn责任编辑:s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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